01 气候变化是不是“盛世危言”?
今天我们聊聊碳中和这个问题,好多人对此不熟悉,不知道碳中和对我们每个人意味着什么。
不知道这些没关系,你总知道2020年8月份四川乐山出现百年一遇的洪水,乐山大佛被洪水没过脚趾的故事。
当地有个说法,“大佛老爷洗脚,乐山城头撑船”。如果水没过乐山大佛脚趾,基本就水漫乐山城了。
看似是一个独立的变化,其实跟全球气候变化密切相关,气候变化的一个结果是极端异常天气的频率增加,生态灾难增加。
我们还知道,有个小岛国叫马尔代夫,为什么说去马尔代夫旅游要趁早呢?因为你去晚了,小岛可能就不存在,完全淹没在海平面以下。
这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呢?
我专门查了查十几年前的新闻报道,马尔代夫做了一件惊动世界的事情——2009年10月17日,当时的马尔代夫总统穆罕默德·纳希德召集12名政府内阁成员,在马尔代夫海域四米深海底召开了世界上首次水下内阁会议。签署了一个“来自前线的紧急呼救”决议,提交给2009年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呼吁各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如果你对马尔代夫这个案例也没有感觉,2020年12月,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专门、郑重地向全世界承诺,到2030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要达到峰值(碳达峰),到2060年中国要完全实现碳中和。
可以说这个目标的实现过程,将会长期伴随我们的工作、生产、生活。
碳中和不仅是国家目标,它还涉及千千万万家企业、资本市场投资者,也涉及我们每一个个体。
02 一场没有硝烟的全球博弈
经济学上,气候变化问题就是一个集体活动困境,是一个所谓的“公地悲剧”,打个比方,一片草原,张家放羊,李家放羊,直到啃完了草也没人负责。其实啃完了对大家都不好,但是每个人都想多啃点。
首先发达国家之间就会博弈,欧洲指责美国,你曾是最大的排放大户,开大排量汽车,住大房子。美国人一听,觉得也有道理,但是不准备改变生活方式。
穷国呢?说你们大国都排了,我们还没来得及排,这就限制了。与此同时,气候变化造成的极端异常天气、自然灾害频率正在增加,受害的就是这些小国,也没什么钱。等于大佬打架,受伤的都是旁边的小脑袋。而且穷国发言权有限,没人理会他们,就想让富国出点钱。
富国一听也有道理,但是不会给钱,给钱都让你们(穷国)的腐败政府拿去买枪买炮了。
所以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会有这种博弈。
十几年前,国内讨论气候变化充斥着阴谋论——你看那些发达国家发展起来了,用气候变化这样的说辞来约束和遏制我们的发展。
但是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碳排放量占全球的28%,还没达峰,经济规模占比(注: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达到17%)远远小于碳排放量的占比,这说明我们的经济发展质量不够高,单位GDP的能耗比欧美高很多,所以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
经过十几年,国内的政商学界逐渐达成共识:碳中和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倒逼整个经济的升级。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时任国家领导人正式承诺了量化减排,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0%—45%。这是一个“相对指标”。
去年12月,我们承诺了“绝对指标”,到2030年碳达峰,到2060年碳中和。
2009年承诺相对指标时,能源部门、技术部门、环保部门给的意见就是这事干不了,代价太大,很多企业要关掉。
但我们要认识到:碳中和首先是政治决策,这事必须干,然后再说怎么干。
即便没有这种博弈,我们自己也想搞(碳中和),用这样一个目标倒逼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这是一场系统性革命,不是“十二五”、“十三五”时期的量化减排,每个行业分分指标就拉倒了。
挑战在于,人家都是自然达峰之后承诺的碳中和,美国人均GDP6万多美元,日本将近5万美元,我们现在才1万多美元。困难肯定有,当然中国有优势,比如植树造林,没想到速度这么快。
03 国内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
碳中和是一场系统性革命,关乎如何提高经济质量,产业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1. 燃油车“命不久矣”
达成碳中和目标的过程,也是一场彻底的能源革命,以后你有石油,对不起,我不用了。这也是为什么沙特正在发展新能源的原因。未来100年时间,化石燃料就要被替代的。
比如“十二五”、“十三五”要求减排,汽车行业就实行了双积分制度(注:所谓双积分,是指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每个汽车厂商都需要生产新能源汽车)如果你的积分是负的,那就掏钱吧。欧洲已经开始重罚大型车企。
燃油车肯定要被颠覆掉,这个问题已经不用讨论。
对企业而言,这相当于当年移动通信的模拟技术被数字技术颠覆一样,技术路线想错了,就全盘皆输。
所以现在宝马、奔驰特别担心自己成为当年的诺基亚、柯达,它们在电力化这块比中国企业、日本企业落后太多、慢太多。
最近我频繁走访车企,大家对于碳中和的认知可以说是“三极分化”:
第一极,是外企,他们的中方雇员比总部雇员更有紧迫感,因为感受到了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发展和碳中和目标落实带来的挑战;
第二极,部分国内车企看到机会,已经行动起来,当然这里头也有风险;
第三极,部分国内车企对此无感,总觉得完成(碳中和)指标就行,不知道能源驱动形式的改变,对整个汽车行业是颠覆性的。
实际上,电动汽车造的不是车,造的是四个轮子的新形态。你说现在手机还是手机吗?它的通话功能已经很弱。再看汽车,四个轮子上面放了个电脑,以后还不用你开(自动驾驶)。这会重新定义汽车。
中国这一轮智能电动车的趋势,也将决定未来我们整个制造业和科技力量能否真正地摆脱美国掣肘。
现在技术难点在于如何持续地提供成本可控的绿色电力。
2. 发展新能源,中国有体制优势
现在讨论什么呢?是用锂电池、工业电池发电,还是用氢能电池发电。
这里就涉及一个“哲学问题”,碳中和怎么算?
比如,锂是不可再生资源,用锂电池替代燃油,等于是用不可再生资源替代不可再生资源,未来还会受制于锂,况且锂很贵。氢能不一样,可以人工提取,而且是可再生资源,问题是现在成本高。
丰田的氢能技术很先进,仍然降不下成本。氢燃料现在要用到车上,燃料价格比车还贵。说白了,必须通过技术让氢燃料经济、适用。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从商业模型上讲,市场要迅速扩大,从原来一个城市用到现在几个省用。山东科技部就在搞试点,山东有大型工业企业,很多副产品都是氢。
好多人质疑:日本丰田搞了这么多年都没成功,我们凭什么搞成功?工程师可以这么想问题,但是我觉得企业家不能这么想。
前不久我走访长城汽车讲的一句话得到了魏建军的共鸣,我说:“讲技术总有一堆困难,但唯一无法量化的是企业家精神。”
日本就那么点国土,我们多大?全世界没人搞特高压电网,我们不也搞成了?
某种意义上,林毅夫(知名经济学家)讲得没错,后发国家一下子学成美国不可能,必须要有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有没有问题?当然有,比如看不准,但是大概的脉络是可以看准的。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补贴问题,但是没有产业政策还是不行,这是我们的体制优势。
3. 未来中国将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对中国来说,还存在一个现实问题。我们人口基数这么大,需要大量制造业——碳排放大户。
这种产业结构调整,不像过去这些年很多地方政府搞互联网小镇挂个牌子就改了,因为你总不能要求在农村地区居住的农民搞人工智能吧,他要吃饭、就业,就需要制造业,怎么办?这是很现实的矛盾。
去年年底,南方一度拉闸限电,有些地方用不了电,原因之一就是“十三五”没完成指标。
关键看你能否迅速地认识这个问题,抓住机会。表面看它是一个成本,好多企业不愿掏钱改造自己——这钱干嘛我掏,何必呢?
参考数字化转型,事实证明,先做这事的企业受益了。当时拿出钱做技改、甚至系统性的生产流程改造,后来竞争力更强,市场份额更大。
碳中和也是这样,如果你被动地应付,换个装备还不够。对很多企业而言,要尽可能把自己投入的钱变成减排额度。比如某个钢厂,二氧化碳排放额度是100吨,通过技术改造当年只排放了80吨,那么剩下的20吨(额度)就是碳资产,可以拿去交易。
现在中国已经有碳交易所,因为减排量大,从潜力上讲,未来中国肯定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逐渐地做强金融市场,尽早实现所谓的资本流动。欧洲企业要买,美国企业也要买,我们也要买人家的。
前段时间参加工程院课题时,我提过一个建议,利用资本市场推动碳中和目标实现,我们在股票市场上要有一个碳中和的主线,证券监管部门对于碳中和也要有所鼓励,为这一类企业的融资发展提供更大的便利。这就涉及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的发行。
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企业上工商税务,都有一个碳检测证书之类的东西。国家以此为基础进行征税或缴费。我估计可能会率先在大行业里实施。
04 新一类企业,即将崛起!
一批企业可能因此被冲垮,另一批将在转型中崛起。
很多投资机构开始构建“碳中和组合”。在2020年资本市场,我们看到光伏和新能源汽车已经是两条非常明显的产业链,资本也是非常青睐,国际上成熟的机构都在布局碳中和行业。
最典型的是,2020年底,张磊管理的高瓴资本,以158亿巨额投资买入了国内的太阳能单晶硅龙头——隆基股份,还用5个亿参与了上游的硅料企业通威股份的定增。
如果你仔细梳理下来,会发现碳中和涉及的行业非常多,比如发电端,就涉及光伏、风电、特高压,这些领域都有很多上市公司;还有消费端和使用端,涉及新能源汽车、电池、充电桩、氢能、生物质燃料等,这里面又可以梳理出很多公司,比如做新能源电池的“大牛股”宁德时代;当然还涉及碳的利用、捕捉和储存等。
实现碳中和很难,但这意味着产生非常牛的公司的概率非常大,如果轻飘飘地就实现了,不可能有牛的公司。
就像小龙虾在美国是灾害,在中国就是美食,如果我们能用技术解决二氧化碳的利用,特别是大幅降低它的成本,那就是大的产业机遇。
碳中和不是一刮就跑的风口,而是涉及一系列能源结构调整,一系列技术进步,一系列发展方式转变。
以我个人的判断,碳中和的机会刚刚开始。